海报新闻记者 文露漪 首席记者 张海振 湖北武汉报道
四年前湖北大学琴园小区内发生的一起血案，至今仍在撕扯着一个家庭。2021年11月30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某平在自家小区遭流浪精神病人王某刚持棍袭击，不治身亡，行凶者虽被判死缓，但由此引发的民事追责官司持续至今。
明天（2025年8月1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二审开庭审理这起涉及多方责任的179万元索赔案。看似简单的案情背后，是否存在精神障碍患者监管、公共安全防护与救助体系衔接的不畅？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此。
精神病人的“罪与罚”
该案《刑事判决书》中详细记录了案发过程。
2021年11月25日前后，当时38岁的贵州人王某刚与同乡结伴离家，前往河南郑州打工。两天后，他因身体不适准备返回贵州老家。
因身份证丢失，王某刚没赶上11月28日的火车，只好找到郑州的救助站。当时，王某刚身上只有100多元，救助站给他买了郑州到武昌的火车票，让他抵达这个中转地后，去求助当地的救助站。11月29日，王某刚到达武汉。次日凌晨，他来到火车站附近的派出所求助，派出所人员将其送到救助站后离开。由于时间太早，救助站还未开门，无人管束的王某刚便随意乘车来到了湖北大学琴园小区，因其“感觉有人追”，便捡了一根棍子防身。后经调查，那天有多位琴园小区居民发现王某刚行为异常。
时隔近四年，受害人王某平的妻子敖女士仍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那是个难得的晴天，敖女士到湖北大学校医院打完疫苗后，特意给丈夫买了他爱吃的花生米。14时左右，丈夫离家打疫苗，敖女士则在家做饭。“我想着他打完针回来，我就把菜做好了，没想到等到的是警察上门告诉我，出事了。”
警方曾多次询问敖女士，她的丈夫是否与人有矛盾，敖女士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他为人干净温和，没听说有什么矛盾。”
此时，王某平已倒在了距离单元门二十多米处的地上，死因系被打击头部所致的严重颅脑损伤。行凶者王某刚供述，他与王某平素不相识，事发时他认为前来开车的王某平在“学鸟叫”，愤而用手中棍子打倒王某平。棍子被打断后，王某刚仍拿着断棍多次击打倒地的王某平，随后在小区内逃窜，直至被抓。
敖女士是在参加刑事庭审时才第一次见到行凶者王某刚。“庭审的时候他很木讷，仿佛听不懂法官的话，一直重复一句话‘我没有一分钱’。”经鉴定，被告人王某刚作案时处于偏执型分裂症（发病期），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王某刚的精神病、被害妄想早有征兆。2020年9月17日，王某刚酒后报警称有人要杀他。公安人员了解情况后，认为其出现幻觉，为防止误伤群众，对其进行强制治疗。2020年9月17日至12月23日，王某刚因“凭空人语，疑人害已，行为异常4年”被送入精神病医院治疗，住院间给予利培酮及护肝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出院诊断为使用酒精引起的精神和行为障碍。王某刚的哥哥、同乡、老家村干部均证实其有过被害妄想征兆。
作为精神病人，被告人王某刚需要法定代理人。于是，其80多岁的母亲被找来通过视频参加庭审。“他母亲听不懂普通话，得由当地干部用方言把法官的话转述给她听。王某刚和他的家人至今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一分钱赔偿。”敖女士回忆。
“无人担责”“部分担责”成为刺在敖女士这类“精神病杀人案”受害者心上的刺。在她看来，丈夫的遇害不光是因为王某刚行凶，还是由于王某刚监护人、救助站、公安、小区管理方等各个环节疏忽导致的，各环节的“失守”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压在了王某平一家上。
“精神鉴定是案发后做的，谁能证明王某刚在案发时是发病状态呢？”敖女士说。曾经的她并没有认真思考过精神病犯罪的问题，她也曾认为，精神病罪犯部分担责是法律对弱者的合理保护，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确实没有想过，精神病能带来那么大的伤害。我们在保障精神病人的权利的同时，如何保障公共安全问题？如何保障正常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问题？出事后，相关监管单位该不该担责？”
“他倒在了日子刚好起来的时候”
“如果王某刚家人、村干部看管好他，如果郑州的救助站直接给他买回家的车票，如果武汉的民警把他送进救助站，如果湖北大学琴园小区做好安保工作……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无数个日夜，敖女士一遍遍试图追问。行凶者并未“杀人偿命”，受害人王某平的家属转而尝试通过民事诉讼，继续追责。
案发后，王某平家属对王某刚、小区物业管理方湖北大学、郑州市救助管理站、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提起民事诉讼，索赔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79万余元。
2025年5月30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审后认为，王某平家属损失为107万余元，湖北大学承担全部补充责任，减扣湖北大学曾支付给王某平家属的10万元丧葬费用，湖北大学需赔偿王某平家属97万余元，湖北大学有权向被告人王某刚追偿，郑州市救助管理站、武汉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不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湖北大学和王某平家属均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该案二审定于8月19日9时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受害人王某平生前照片
2022年1月4日，敖女士流着泪在殡仪馆为丈夫换好衣服，火化安葬。27年前的这天，两人领了结婚证，“那时候有多幸福，现在就有多痛苦。”如今，距离事发已近四年，敖女士每每想起丈夫，都会哭到浑身颤抖。家中书房是丈夫生前办公的地方，事发后，敖女士就没改变过书房的布局。至今，她仍常常背着丈夫的书包外出，丈夫穿过的衣服、出差用过的毛巾她也都没洗。“洗了就闻不到他的味道了。”敖女士哽咽着说。
敖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丈夫都出身湖北荆州的农村家庭，均曾就读于湖北大学英语系，王某平是敖女士的学长。两人读书期间相恋，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我们两人的家庭都很穷，两个人相依为命，希望成家之后能相互照顾。”敖女士说。她记得，丈夫读大学时一直勤工俭学，连去吃食堂都觉得贵。丈夫毕业后进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工作，每月工资168元，要拿出50元供弟弟读书。那时候，敖女士去探望他，两人没钱外出吃饭，就窝在宿舍里用清水煮白菜、面条吃。“那时候都没觉得苦，最苦的反而是现在。”后来，王某平转攻经济学，努力多年，终于考上了湖北大学的研究生，后续又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博士。2004年，王某平通过人才引进方式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直至事发。
受害人王某平生前照片
事发时，王某平一家刚搬进新房三年，新房装修均是王某平一手操持。“当时儿子高考完了，我们也工作了多年，以为把所有的苦都吃完了，畅想着要在这个房子里养老，没有到他还没享受多久就走了。”回忆至此，敖女士泣不成声。夫妻二人感情很好，敖女士会为丈夫熨烫好讲课穿的衬衫，帮他缝制护颈的小枕头；每到下雨天，丈夫都会开车接送她上下课……
在敖女士一审提起的179万余元赔偿后，一些网友认为她“想靠丈夫的死获利”“索赔金额过高”。对此，敖女士坚决否认，且不说丈夫去世损失的收入，她经此打击后，至今无法正常工作。丈夫离世后，一家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敖女士添了很多白发，整晚整晚睡不着；儿子也在得知父亲离世后晕倒，大把大把掉头发。在二审上诉书中，她再次提起了179万余元的赔偿。
“如果有人能救活我丈夫，哪怕是植物人，我都愿意出双倍赔偿金！”敖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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